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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照护的逻辑》:西方的陈腔滥调,让照护成为一种「内在殖民」

K快生活 2020-06-10

在这本书,你会读到医院里糖尿病治疗的故事与医院外糖尿病生活的速写,你会了解詹森太太如何被教导挤压手指头来採几滴血。她学着把这几滴血放到一小片试纸上,插入血糖监测器,以了解血糖指数。荣莫先生也被鼓励要这样做,但是显然他没办法把自我检测纳入生活作息中。为什幺没办法?然后还有李亚斯・汉斯楚,她跟她的访谈员解释,她之所以吃太多,是因为她来自一个超爱吃的家庭。你还会遇到一位糖尿病护士,她设想哪一款的血糖计比较符合病患的日常生活。

当然也有医师们。在这本书中,这些医师融合为「那位医师」,她想要帮助病患以创意让有用的科技与日常生活能够彼此适应、相互调整。为了动员这些事件与说法,我会逐步让「良好的照护」浮现出更多细节。但是在这之前,我想邀请各位绕路去做点别的,我想把舞台背景先架设起来。有关「选择」与「照护」相冲撞的背景,并不限于病患的谘询室与日常生活,这背景更大得多,也可以说,这个背景就是整个「西方」。

「个人的选择」并不只是在健康照护的领域被讚颂为一种理想,而是在很多地方浮现。如何安排学校、扶养小孩、找工作、盖房子、煮饭烧菜、创作音乐、资助媒体,清单可以一直延长。大家不应该为了享有自主性而牺牲别人,但是应该保有自主性是确定的事。这不只是一种强烈的道德关切,自主(autonomy)与他律(heteronomy)的差异,也可以彰显「西方」(the West)与「他者们」(the Others)的差别。

在这脉络下,「西方」被分配到的角色是在地点/时间上都支持人们进行个人选择,而「其他地方」就是会把做决定镶嵌于所属的社群之中。上帝、传统,以及群体,都赋予「他们的」生活某种意义感与一致感,「我们西方人」却认为自己在启蒙时代之后,就已经不受这些严格的束缚所控制。这种特定的分野多半没被好好讨论。

「我们的」解放是两世纪以前,在伏尔泰以及他朋友们的时代,所发生的吗?还是要到1960年代,在年轻人反叛以及避孕丸问世的时代?还有,到底谁属于「西方」世界的「我们」?只有那些真正世俗化的人们吗?或是也包括那些也把宗教纳入私领域的人们?只有那些理性主义者、或是男人、或是受良好教育的人、或是所有住在所谓西方国家的每个人吗?美国南方各州的基本教义派也算吗?新加坡、里约热内卢、约翰尼斯堡或是贝鲁特的居民,也算吗?如果不去明确地探问这些问题,「我们」的边界就一直很模糊,也被当成理所当然。重要的是,「我们」被说成是个人化的、自主性高的,就是这点使得「我们」很现代,归属于「西方」。

在学术文献上,这种新殖民的意识形态暴力,受到很多批判回应,这些回应透过各种方法,驳斥那些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嘲讽。有些作者主张,他们所知非西方社会的「自我性」(self-hood),可能不是那幺「个人主义」(individualism),但也不是「完全浸淫在集体主义里。」其他学者提到一些做工的人(而且他们多半很年轻就过世),在种植蔗糖的大农场、长程的船上、港口、以及新兴工厂中工作,以便提供给同时代的一些人(其实非常少数)进行个人主义化的物质条件。

然而,其他作者也描述了一些场域与情境,呈现「个人主义化」并无法运行。以西非为例:当伦敦的咖啡馆、巴黎的沙龙、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,正庆贺着个人的自由权,西非的民众得相互帮助,以防範来自英国、法国、荷兰的奴隶贩子,因为只要落单就会没地方可以躲藏。这类后殖民研究,一直在批判这些自我陶醉的启蒙幻想。我想要加入这一类的作品。然而,我的作法不是继续反击这些有关「他者」的陈腐说法,而是重新调整有关「西方」的陈腔滥调。

在「西方」的「我们」,真的是自主的个人吗?答案是,不是!「我们」并不是。这宣称并非原创,已经有人多次提出了。社会学家一直强调,所有人类都是赤裸而无助地来到世上,有好几年的时光都需要他人协助,才能存活。即使是成年人,西方人还是彼此依赖,而且越来越是如此,因为大家已经不再自己栽种食物、自己缝製衣服、或是自己处理死亡。有些社会学家研究大家在「自由社会」实际上如何做选择。他们发现,做选择需要很多精力,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精力,或是想要这样花费精力。他们也发现,选来选去,「我们」最终选了很相似的东西。事实上,有些学者提出,自主一点也不是他律的相反。事实上,他们说,让大家渴望选择,投资心力来做选择,其实是种规训的手段。

所以,「我们」在「西方」也许没有我们所想的有那幺多的「选择」,或是说,也不是那幺喜欢做选择,也未必採用了选择这种方式,就让我们变得跟其他人有什幺不同,我们也不见得因为有选择就变得自由,反而可能被耍了。

除了选择的「理想」之外,还有更多的事是在「西方」围绕:例如团结、正义、互相尊重、互相照护。对嘛,照护。眼前这本书,当然不是第一本探讨照护有多重要的书,之前已经有很多探讨了。神学家把照护当作是无私的活动,受到慈善与爱的启发。人类学家把照护的循环流动,对比于在交换过程中隐藏的计算性互惠,并把照护当作是一种礼物。工作社会学提出,很多人在工作过程中的照护与投入,跟僱佣契约的形式很不相容。然后,还有家长对子女的照护,如何跟有给职工作不同,又如何能结合?或是,另一个问题,只有(母性的)温暖适合照护,还是(父亲的)规训也同等重要?最后,照护被放在伦理之中来讨论。

照护伦理学家宣称,「好的照护」不是可以用泛泛之言来捍卫的,彷彿有什幺原则在那里(像伦理传统会去捍卫像是正义那样的理想)。照护是人们要在每天的实作中形塑、开展、调整的东西。

上述每一句短句,都指向一书柜的书。这些来自神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、教育学以及伦理版本的照护,都强调「西方」并非仅是已受启蒙,西方并非仅是盛讚理性、自主以及选择,也有丰富而多层的照护传统。当然,这也已经受到很多讨论,但是我还有想贡献的地方。透过彰显糖尿病生活照护的特定细节,就有可能把「照护」从「善意、奉献以及慷慨」这种太快被我们联想在一起的特质分离。并不是说,善意、奉献与慷慨与日常照护无关,这些元素非常重要,但是,只要照护最常跟「温柔的爱」放在一起谈,就会变得跟科技对立,成了现代社会的前现代遗迹。

也许这样的照护,可以是友善的附加品,也许已被科技所侵蚀,但是这两种说法,都意味着照护与科技相互排斥。照护真的跟科技不相容吗?前者人性化而友善,后者策略性且只仰赖理性?这正是我想要介入探讨的。我所要讨论的照护,并非与科技对立,而是包含科技。而我所要讨论的科技,并非透明、可预测,而是需要与照护好好配合。

「西方」(不管是从哪里到哪里)从来就非同质。西方有很多可怖的事,同时也有各种理想的混杂,其中之一就是「良好的照护」。

否认这件事,堪称一种形式的内在殖民,因为这代表过于简化「西方」,只看重多种传统当中的某一种,现在还把这一特质当作是主导西方的传统。这让良好照护的理念更加挫折,使得病患被边缘化,让我们对于身体与病痛,除了关照之外,还难以想像有什幺其他可做的。这也会使得我们隐藏「忽略」(neglect)一词,这词几乎都快从我们的词彙里消失了。

最后,这也会强化「西方」以及「其他地方」的差距。其实,我们该做的是去面对与其他地方共有的问题(像是到处传播的病毒,或是我们在地球生活的生态限制),或是去探索其他类型的对比差异(像是贫富的差距,或是健康之人,与那些肠发炎、疟疾、饥饿、或是会因爱滋而终的人,这之间的差距)。这是这本书的全球脉络,以及主要动力。

我喜爱我吃的西方美食,以及我温暖舒适的床,但是我不想成为那种「西方」的一员,因为我担心到处说大话,又没关注「忽略」的议题,而跟「其他世界」疏离。说清楚「良好照护」的内涵,是想要避免那些不欢迎的既成概念。本书试着要正面迎击这种内在殖民:只把各种型态的西方传统,窄化成选择与理性主义的单一理想。所以,即使我要告诉各位的,是很在地且特定的故事,这些故事背后其实有更大的背景。故事从荷兰糖尿病患者的日常生活开始讲起,但是这些叙事不只是要介入健康照护的讨论,也要促发我们重新认识:科技的样貌、太过美化的理性、以及太单一的「西方」。

书籍介绍

本文摘录自《照护的逻辑:比赋予病患选择更重要的事》,左岸文化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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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安玛莉・摩尔(Annemarie Mol)
译者:吴嘉苓、谢新谊(负责第二章)、黄于玲(负责第三章)、陈嘉新(负责第四章)、萧昭君(负责第五章)

过去,我们共同抵抗医疗霸权,擘画出更多病人的主动性,但「选择的逻辑」并没有打造出对病人最适合的照护情境。在「选择的逻辑」下,病人表达了意愿,做出了选择之后,一切就要自行负责,无论疾病多幺不可预期,日常多幺出乎意料,一旦事情出了差错,病患只能抱持悔恨和罪恶感。

透过荷兰某家医院的民族誌田野观察,作者以糖尿病患为研究对象,结合哲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等面向,提炼出「照护的逻辑」。照护不只是「温柔的爱」,在这逻辑之下,「行动」先于「判断」,「实作」先于「事实」,没有什幺事情是被保证的,没有什幺决定是做了就能心想事成的。病患、医护人员、技术、仪器等各项元素在日常中不断协调、不断修补(doctoring),我们得持续坚定地做些尝试。生活(名词)的好坏不是重点,要点是如何「过生活」(动词)。

照护的逻辑讲求「关注」,在病患做了选择之后,仍不断地给予关注,才能弥补选择之后,病患被施予的「忽略」。照护的逻辑期望病人主动积极,医护人员实践医疗专业更多的可能性。不过,不要超过极限,因为我们终究得(学会)放手,面对死亡。

作者长期蹲点荷兰地区医院,用人类学之眼,加上哲学思辨,凝视现代人的重要疾病——糖尿病,以此为观察焦点,提出「照护的逻辑」之下的病患该如何自处,外人又该如何协助让他们与疾病共存。这本书描绘一个理想的照护体系,适合医护人员、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科学爱好者作为思想的种子。

《照护的逻辑》:西方的陈腔滥调,让照护成为一种「内在殖民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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